据中国史料记载，印度瑜伽术大约在4世纪传入中国汉族地区，根据《唐大和尚东征记》所载，在唐代，广州就已有印度教寺庙。而泉州的印度教寺庙则在北宋时建立。在泉州出土的文物中，可以见到大量的石制瑜伽林品，其中，还包括还有印度教主要神祇的石刻造像，雕像，如：毗湿奴、湿婆、黑天、婆婆娣、吉祥天女、诃奴曼、迦楼那、人狮等……。

无独有偶，在甘肃敦煌石窟壁画的记载中，可以看到唐朝时期，印度婆罗门教徒在长安街上表演的瑜伽杂技术：倒立运动。另外，有印度梵经系列的史诗《罗摩衍那》、《摩诃婆罗多》和往世书神话中的浮雕，包括泰米尔语的铭文和菱形的石柱等。在新疆克孜尔和敦煌石窟可以见到印度教神话的壁画、神像等。可见印度瑜伽和一些几个主要教派都在中国有所传播。

中国禅宗的次第与上乘禅，天台宗建立修行的六妙法门和净土宗所主张的念佛三昧，都受到印度瑜伽的影响。中国史籍中记录的健身术与印度瑜伽术有关的，有南北朝时流行的《易筋经》，唐代的天竺按摩法与宋代的婆罗门导引法；都揭示了瑜伽术从那个久远年代的影响。同样如此，印度的瑜伽术在4世纪传入中国汉族地区后，与佛教、道教的医学、武术以及民间的气功术都有过广泛的联系。

在汉文、藏文的大藏经中，特别是密教部分保存着大量有关印度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瑜伽的史料。中国古代僧人、旅行家和使节去南亚、东南亚地区访问后所作的大量记录以及一些在印度已经失传，但在中国仍有译本保存的印度教经典和哲学著作，如：《金七十论》（真谛译）、慧月的《胜宗十句义论》（玄奘译）等，均可了解婆罗门教、印度教的发展及其瑜伽对中国文化的影响。

唐朝时期，玄奘大师曾应东印度王尸鸠摩之请，将我国的老子的《道德经》译成梵语，在印度传播。中国的道教与印度瑜伽的密教有过交流的历史。印度密教经典《度母秘义经》、《摩诃支那功修法》、《风神咒坦多罗》、《须弥山坦多罗》等皆称密教修行法之一的“支那功”是向中国学习的。传说印度密教著名大师殊胜为了学习“支那功”而到中国。

据泰米尔文密教文献,南印度密教的18位“成就者”（修行完成了的人）中有两位来自中国。他们的泰米尔语名字分别为博迦尔和普里巴尼。约在公元 3世纪在印度伽耶等地传播道教医学和古化学，写过禁咒、医术和炼丹术的著作，在印度化学史和密教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。道教和瑜伽密教在修行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颇多相同之处，如印度瑜伽密教认为，世界是由男女和合而产生，道教和密教都重视精神和肉体的修炼，两者都从事内丹、外丹的修炼，道教认为是长命术，密教则认为是保持肉体的不朽之术。

在瑜伽文化学科知识方面，婆罗门在执行祭祀，解释吠陀时建立和发展了很多被称为祭祀学的辅助学科，如天文学、语文学、音韵学、逻辑学（因明）、医学（医方明、寿论）、工艺学(工巧明)、数学（祭坛学）等。这些实用的科学知识传入中国并和中国文化相交流。例如瞿昙悉达在718年译出印度的历书“九执历”，并且编了一部《开元占经》。在隋唐时译出过多种算经、算法和《婆罗门诸仙药方》等。在语言文学方面，西藏译过梵语文法中最重要的经典著作《波弥尼经》和史诗《罗摩衍那》（节本）。汉译《杂宝藏经》卷一之“十奢王缘”(吉迦夜和昙曜于427年译出)和《六度集经》第四十六之“未名王生经” (康僧会于251年译出)是《罗摩衍那》较早的传说形式。

北京悠季的印度莫汉能够游地重庆华岩寺，与寺主持道坚大和尚交流，值得喜贺；道坚法师拿出的佛门瑜伽唯识论经典<<瑜伽师地论>>”太值得一看，现代科技医学在很多放面已经证实了，瑜伽师地论中对于人体的生理和心理的精辟阐述，还有很多无法证实的内容可以随着人类科技的发展，将会一一对应。

现代在中国广泛练习的瑜伽，不过是瑜伽其中一个环节部分的健身术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印度古文化中在瑜伽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过分强调瑜伽感觉的作用，以及纠缠印度文明数千年的各派学说的对峙影响，已经大大影响了印度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。因此，我们对印度古文化和瑜伽实践的关系的再认识，告诉我们：瑜伽决不可能代替现代健康科学，要把瑜伽和现代科学结合起来相研究，是改变和认知方法的瑜伽盲目性｛就目前来说｝是唯一可靠、可行的办法。

谨此文章，让我们粗略系统的来认识印度的瑜伽，对于很多瑜伽教练们需要更详细系统的瑜伽历史文献知识，不能一下子满足大家的需要，在日后继续的一些文章里，一禅会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。